陶古贮山川，放达出谷来——陶古书画印象记

陶古，祖籍安徽，现居北京。幼承家教，习诗学画攻书法。八五年师从欧阳中石攻研书法。现为：中国画创作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佛教书画院副院长，中国北京天开寺书画院副院长，中国六祖书画社社长，中国杏花村书画院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陶古贮山川，放达出谷来——陶古书画印象记

工，农，兵，学，商。

上过山下过乡。

扛过枪，打过仗。

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以上文字加持在任何一人身上，都足以证明了其不凡的阅历。这些纹理都铬印在了陶古先生的命理之中也。

听双馨阁主郭若介绍，陶古一身墨香，儒雅豁达。当下不可多见的性情中人。据双馨阁主说：陶古先生工作室近三百平方米，画案长十余米，宽四米，四壁画毡也有四十多米长。然而，这么大的工作室则到处是满满当当的书画作品。大到数米，小到十几公分，可谓满目青山翻作浪，飞扬跋扈裁苍天。

陶古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便酷爱书画艺术。书画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快乐和诸多的荣誉。他为中国书画也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是他低调沉稳，默默地研习，创作。不事张扬，做实功力，读书修身，参禅悟道。悟得艺术根源之源。

陶古在书法上从甲骨到隶魏，从章草到今草，从真楷到行书，从碑到帖无不研修勤学。日积月累，不懈努力作品终得思接千载，神交古人。以古为师，继承先贤之长，发展时代笔触。大胆常言道：书与先贤同论道，继往开来始新篇。在书法收获的同时，把从碑帖中吸收的精髓，巧妙的融入绘画之中。故使其笔下线条，古貌扑面，不屈挺膝的精神跃居眼球。既可大笔洒乾坤，又能小处理精微。正如东坡居士云：始知真放出精微。

陶古作画，多是焦墨，焦墨者渴笔也。故笔下得苍茫古韵，且又可为润泽夜雨。他把毛笔在宣纸上的表现方法用到极致，得出笔走八面锋，推，拉，顿，挫，提，开，转的运笔法则，充分地彰显了一个艺术家对中国书画的探索以及大家气象。

陶古云：中国书画同根，同源，同法，同理，同意。以线条为基础，以汉字为载体者一一书法。以线条为基础，以物像为载体者一一中国画。以古为师承笔墨，造化为师研精神。故陶古踏遍深山幽壑，攀爬悬崖峭壁，住卧茅屋草舍，交流村民百姓。釆民风，写山魂。焦墨立传记山河，承前启后随时代。成为新时期"传统派"画家主动对当代社会关注与思考的佼佼者。

笔墨当随时代”的焦墨山水，陶古以干笔皴擦，破墨渲染。在陶古的山水中，正是力图表现出焦墨山水草木华滋的这种艺术效果。正如黄宾虹所说：“画有焦墨法，最为古朴，须笔力健举，含深秀为宜”，而潘天寿也认为：“用渴笔，须注意渴而能润，所谓干裂秋风，润含春雨是也”。两人所说的“深秀”与“润含春雨”都是焦墨山水的重点，也是难点，是作为衡量焦墨山水的重要尺度。陶古的焦墨山水，正是遵循这种重点与难点，在一步步迈向其向往的释放压力、心灵栖居、情愫飘逸的“润含春雨”的境界。

对于写生的看法，陶古更喜欢写生时万物万事只不过是无生命之存在，只有画 家经过处理，才能成为写生之艺术。潘天寿曾说，“有万物，无画人，则画无从生;有画人，无万物，则画无从有;故实物非 绘画，摄影非绘画，盲子不能为画人。”道 出了画家的情思在师造化过程中的主导性。他的作品无不融入了主观的思想感情，而与自然 主义的写生大异其趣。苦 瓜和尚云：“搜尽奇峰打草稿”。“搜尽奇峰”，就是观察、选取各种各样奇特之峰峦，凑配起来，为山水画布置时作其素材，“打草稿”就是自由地将所收集的画材配置安排于画纸上。传统绘画中的经营布陈在写生中就应运用和体现，这样才能产生不平常的构图和创作。写生取舍上遵循大道至简，世上最难的事不是繁复，而是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焦墨画是中国画系中最难的画，难就难在仅以简单朴素的黑和白，一展中国山水画宽广博大的厚重与深邃。三笔两笔是简，千笔万笔也是简。故而，简却不简单，画简而墨不简，墨简而笔不简，笔简而韵不简，疏密之中隐玄机。他用一支神奇之笔，蘸满饱含中国山水画千年春秋的浓墨，随心挥洒，那温润瞬间便在画中氤氲，黑白的山山水水已是惊心动魄，波澜壮阔。虽千笔万笔却不紊，笔笔见笔;虽千墨万墨却不腻，墨墨生墨。构图匠心独到，精妙绝伦。运笔信马由缰，呼风唤雨，乱云飞渡，墨韵盎然，顺理成章最为。

数十年来，陶古读万卷书，以书为师;行万里路，以道为师;登万重山，以山为师。他往返于山山水水之中，对那高耸的，突兀的，粗犷，温润的山水，每一次写生，都有不同的感受。潘天寿说，“艺术之常， 源于人心之常;艺术之变， 发于人心之变。 常其不能不常， 变其不能不变， 是为有识。 常变之道， 终归于自然也。陶古也意识到新，必须由陈中推动而出。倘接受传统，仅仅停止于传统，或所接受者，非优良传统，则任何学术，亦将无所进步。没有推陈出新的光芒，必随时代暗淡甚至湮灭。陶古是一个有自信良知的画家，相信他能创造出自己对焦墨山水画新理解。

(任怀强，《艺术天下》主编，著名书画主持人、评论人、策展人)

责任编辑：麦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