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上一篇文章：商业艺术品推广可结合线上线下
- ·下一篇文章：如何赋予民间艺术品更多时代价值
明末清初徽州的书画市场
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据吴氏观察，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将颓，输金万余锭新之”。
其时徽州书画市场的交易方式已是十分多样化。吴其贞购买书画作品，有的是在道院成交的，说明佛寺道观起着中间商的作用。如“住元振兄山中，乃一孤僻高僧也。手中藏有贯休《长眉长者图》绢画一幅，气色尚佳，相貌慈善，笔法沉着古雅，绝无时俗气。”吴其贞原本想买下，已谈好价格，但临时有急事，故未能成交。当然，获得书画的方式多种多样，当然也有别人赠送而来的，如上文中提到的吴其贞就赠予陶元祐画就是一例。
除了以上交易方式之外，徽州各地均已形成固定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如吴其贞曾于“邑中市上”得“梅道人《竹梢图》”等作品。可知这是一个有专门卖书画的市场，而这类似于店铺的市场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
既然明末书画的交换如此方便迅畅，那么也不一定仅限金钱交易。其实这时期还有以物换物，报以礼物人情，或留画家在家中款待代替金钱的方式来获得艺术品。如董其昌有次想以黄公望的山水画与汪珂玉换沈周的《阳冈图》，只是汪珂玉不愿意：“时董太史欲以子久山水相易而未果。”但也看出以这种方式交换藏品已属普遍。此外，以人情交换的。在万历四十年三月一日，李日华“为海盐郑茂才图四扇”，作为不久前对他“以朱西方村诗集见饷”的回礼。
然而，明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赝，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参与书画作伪，从中牟利。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作伪甚是严重，波及到江南各个地区。徽州自然也深受影响。据沈德符观察：“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身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以此作计然策矣。”
正是这种环境下，作伪谋生的人就忽然增多。尤其在书画市场发达的徽州地区甚是严重。如徽州溪南吴龙，其“聪明多技艺，多出自己意，未尝学于人。若临界摹宣德炉、接补汉玉颜色、制琢灵壁假山石、修补青绿铜器，一一皆瞒过有见识者，此为溪南神手”。很明显，这种专门人才是在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地步后应运而生的，所谓“瞒过有见识者”，正是已经具备了作伪的先决条件。
书画作假的发达，使得方法也花样百出。不仅有割裂分装、添加名款、残缺补全，亦有临摹充真等等方法，可谓无计不施，令买者防不胜防。
三、徽州与周边市场的互动
徽州的地理位置优越，离江南地区的余杭、苏州和嘉兴都很近。随着明末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徽州的书画市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两地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
其时书画交易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当地的徽州人时常与外地的书画藏家互通有无，再带回到家乡本地交易，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流通。如徽人詹景凤(1520一1602)就是一位长期往来于江南的徽州鉴藏家。在其书画著录《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许多徽州鉴藏家的书画藏品，以及他与江南鉴藏家藻鉴书画的事迹，詹景凤对各地的审美趣味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当时徽州的收藏趣味多继苏州之后，徽州的鉴藏家受到苏州书画鉴藏趣味的影响，紧随其后。
徽州繁荣的书画市场及丰富的藏品，吸引了大批外地知名的画家、收藏家过来游玩作画及购藏，使徽州的书画得以迅速流通。史载沈周、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曾经到过徽州，并在徽州留下不少画作。其中董其昌多次来徽州，他在交游购画的同时，亦留下了许多画作。许承尧《歙县闲谭》载：“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董其昌与上文中提到的吴廷交好，他来西溪南时一般都居住在吴廷的“余清斋”，此斋的匾额也是董其昌亲手所写。同时，著名文人收藏家钱谦益也曾来此地购买书画作品。钱谦益曾从丛睦坊购置了一定数量的宋元人书画作品。徽州发达的艺术市场，使苏州人的古董商人也会慕名来到徽州收购艺术品。如上文中的郑廷奇是一位长期从事古玩买卖的苏州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