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毋忘众芳之所在

　　
　　我相信人类的绝大多数有着向善的理性，然而盲从和随波逐流在他们身上又根深蒂固。惟其如此，人类中的极少数碧眼金睛的怪兽，才得以大行其是。这其间包括那位正进行着复制人类的意大利医生。他们绝对有着一种矢志不移的决心，矛头所向则是宇宙的本体、自然的法则和人伦的传统，这是一批精力弥满、巧智过人、尖牙利齿的角色。我们只在科幻小说和《封神演义》中见到过他们，然而，今天他们或许正是你的邻居。他们的恶德是有着难填的欲壑，这就不仅仅能以金钱来衡量了，他们甚至想作创世主，他们最邪恶的念头，是想看一看创世纪时的洪水，是如何整个淹没了一切。
　　
　　但是，造化是威严的。我们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我们也不必如尼采宣称“上帝已死”。我们不妨对自己未知的宇宙抱有着一种宗教情绪，一种深深的惶恐之情。因为宇宙的规律和法则是那样的纤悉无遗、疏而不漏，它使一切具有真正智慧的人望之生畏。发明？创造？啊人类，切莫被自己的一孔之见所蔽，以为就可以和天地造物等量齐观。其实人文以开数千年来人类所有的发明和创造，我们都应该重新正名。所谓“发明”和“创造”，就是找到了没有过的或者完全崭新的，然而从任何极简单的机械到至为复杂的全自动化工厂，对于宇宙而言，都是简陋而粗劣的摹制品，没有一件东西宇宙中不存在、不比人类所制造的摹制品精美万倍。拿出一个单细胞生命而言，它的所有机能抵得上庞大的电脑控制的工厂；而细胞在一个人身上就有一百万亿个。人类的所谓仿生学，那是东施效颦式的临摹。飞机的翅膀？我们不妨拿来与鸟翼比较。我们先不谈那孔雀羽毛华贵艳丽的色彩和那些天成的图案，使普天下的工艺美术家望而搁笔，它每根羽毛上披纷着很多羽小支，而每一条羽小支又有数以百计的羽纤支和小钩子，甚至简单得多的普通鸟类如鸽子和麻雀，专家用显微镜研究鸽子的一根羽毛，惊讶地发现它有“几十万条羽小支，千百万条羽纤支和小钩子”，这些钩子维系着羽毛的各部分而交织成平滑的表面，叫做羽片，将空气的阻力降至最低，而没有任何物质比得上羽毛的绝缘，以抗击在长天总会遇到的雷击电袭。生物学家们告知我们，天鹅一般大小的一只鸟，身上大概有二万五千根羽毛。这就是造化无与伦比的杰作，所以鸟类可以信天而游，飞机能行吗？不过在航道上听取地面的指挥，作简单的机械运动。我愿再贬损飞机设计师的智慧，不要谈鸟类，你能造出性能如蜻蜓甚或苍蝇翅膀似的机翼吗？
　　
　　在这些方面，科学家们大体都能虚怀若谷。连《物种起源》的作者、伟大的达尔文都对眼睛这一妙不可言的器官深表惊叹，以至提出“倘若讲眼睛是进化而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而二十世纪最智慧的爱因斯坦内心固有狂傲不羁、不可一世的因子，但在造化之前，他真诚的谦卑，的确令人感动，他说：“对于大自然所显现的灵慧，连最微末的部分，都只是虚心地尝试理解而已。”至于谈到生命的元素——蛋白质分子的构成，那更是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大谜，构成蛋白质大概需要二十种不同的氨基酸，而其分子必须是左旋的。富于想象力的生物学家们说一切都来自冥冥中的偶然。这种偶然组合的难度，直如一碗豆子红、白各半，而其品种有百数之谱。蛋白质分子的形成若是偶然，就宛如用一小勺向碗中舀去，只许一下子舀出二十粒不同的红豆子，而且按着不可改变的预定的位置在勺中排列，论者以为蛋白质在自然中苟然如此随机化生，只有10113分之一的可能，而10113这个数字是如何巨大，只有去问宇宙，它比构成宇宙的所有原子数目还大。于是这种可能便等于不可能。当然你尽可以说这种生物学上的说教与艺术根本南辕而北辙，艺术本身就不是科学，艺术只遵循美学，而与科学无缘。我之所以不断引证科学的论据，只是想说明，大自然是不可端倪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是合乎逻辑的、有秩序的、甚至是富于诗意和哲理的。这所有的一切，正是天地大美之所从来。离开这样的天地大美而谈艺术、岂非缘木而求鱼？所有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应在大造面前保持如爱因斯坦的谦卑；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不只是一位科学家，而且也是音乐家的知音。当然，他所爱的音乐是经典的、高雅的、发自天籁的、与天地精神往还的音乐，决不会是嘶喊着的摇滚乐。
　　
　　大造万有从高山流水到丛林原野；从千年古柏到小草闲花；贵如孔雀、卑如燕莺；远如走云飞霞，近如湍流清泉，无不竭尽它们的全力，成就那无矫无饰的自然之美。即使猛禽野兽、狂风骤雨、山崩地裂、电奔雷鸣等等，也必有它们特有的雄伟威严之壮美。大自然的一切都天然合理，无往而不美。天地大美无所不在：在四时的更迭，在草木的荣谢；在日月星辰，在晨昏昼夜；在春之明媚，夏之葱茏，秋之萧瑟，冬之静寂；在英雄的一举一动，在美人的一颦一笑；在一滴晶莹的露珠，在一片飘零的枫叶；在含苞待放的花蕾，在隔窗雨中的残荷。天地以它无私无偏的怀抱向人们推出不可穷尽的美奂，它是艺术家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范本。我们除去对大造有敬畏之心外，更应有一份深深的感激之情。
　　
　　其实，大自然所给予的一切，所提供的审美材料，对东西方的艺术家是毫无区别的，而当东西方的艺术家的内心质朴、人格典雅的时节，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并无龃龉，甚至是高度和谐的。柏拉图所谓的“摹品”说，我想它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它所包含的艺术最本质的涵义：艺术既是描写的又是表现的，在西方美术史上重描写的古典主义和重表现的浪漫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我看来伦勃朗和杰里柯的艺术追求并非冰炭水火，而其给于人的感受也同样是深沉而热烈的。当时的哲人们、美学家们也大多心境正常，不以诡谲怪异为尚，看得出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时代。人们对西方现代诸流派的形成，归罪于哲学家，其实这是不公正的。哲学家是一群喜欢思考的人。战乱频仍、经济萧条、多愁善感、悬疑置惑等等，大体是哲学滋生的土壤，而自1918年至1929年到1945年，欧洲历史确实震荡而滑坡，这其间的史实不于此详述，诸君可查历史。哲人们的感受必深人一层，而于乱世，人性的暴露几率远远超过承平之世，又为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材料。当然，我所指的不是那些具有使命感的或本身被指使的哲学家，而指纯粹的哲学家；他们的工作十分单纯，那就是思想。至于明天饭锅里还有没有米，那就不一定。倘若他们是睿智者，那么他们无论是依循着逻辑思维、抑或只凭着感悟思维，他们都可能构筑煌然的大厦。他们的思想会辐射向广大的人群、社会和历史，这样那样地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