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毋忘众芳之所在

　　
　　后现代破败丑陋的旌麾，一下子天下云集而景从。你想聚集十个威拉斯贵支或盎格尔，想拢合十个德拉克洛瓦、库尔贝，那是难于上青天的，但你想召集后现代的艺术家，立刻会有一个军团，浩浩荡荡，势不可遏。他们不是曾经喊过艺术需要有自由出场的平台，大家都有同等的地位吗？然而，大不其然的是，当后现代主义一旦成了气候、成了霸主的时候，它们对古典主义的排斥和扼杀，绝对是六亲不认的。正所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任何人都怕不要命的、更怕不要脸的。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丑陋的一页，然而它还没有走到尽头，甚至在东方，也已经建起了他们颠覆古典主义的一座座堡垒。在文艺上，一个本能拒绝丑恶的民族——中华民族，也渐渐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浸淫。
　　
　　纵容丑恶的艺术和纵容社会的犯罪有着同样不可宽恕的罪孽。后者可能是吸毒、嫖娼和赌博，可能是陷井、恐怖和仇杀；而前者则无例外的是摧毁人类健康的心灵。尘秽视听的直接后果是人们对艺术丑恶和社会丑恶界限的日趋模糊，在习以为常的历史惯性下，使整个社会一步步沉沦到不可拯救的深渊。据某些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宣称，人类只有通过对丑恶的描绘，才能清楚看到自身的不可救药，这和罪犯的遁词毫无二致；社会是因为有了你才黑暗的，而你不是火炬，不能因为你的光照而看清社会。
　　
　　我们决无与艺术上以丑为美的观念两立的任何谈判条件。那些极其阴暗、表现人类凶残血腥和荒淫无度；表现心灵曲扭变态和仇恨一切；欣赏社会整体失序和人伦全面丧失；以恐怖杀戮为英雄，以性乱无耻为至乐；仇视往昔人类所有美好的整体记忆——属于全球的宝贵传统，这已成为二十世纪的文艺上排空的浊浪。不仅美术界如此，以丑为美还无远弗届地大肆向其它领域渗透。音乐，除去有少数的无法取代的天才喉咙如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等支撑着将倾的大厦而外，先锋的音乐流派不仅忘却了古典大师贝多芬、巴赫、莫扎特，而且忘记了印象主义的德彪西等人，对旋律、和声和节奏的全盘否定，只能带来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噪音。六十年代以降，由“甲壳虫”之名掀起的摇滚乐，四十年来已风行世界的所有角落，与其讲那是音乐，莫如说是一种综合性集体嘶喊和起哄。莫名其妙的灯光闪烁着，奇装异服和刺猬般的发型是他们所共爱，弹着吉它的过分夸张的动作和未经训练的嗓音，没有一丝令人欣慰。而伴舞者则概莫能外地佝偻着、拳曲着身躯、抖动着双肩，尽可能地张开五指，怒不可遏地指向观众，似有深仇大恨，口膏则黑色居多；听众的如痴如狂，使我深感集体性无意识和集体性盲动的可怕。我们曾谈到在人类健康的童年所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时健康和审美是高度和谐的，今天我以为，所有竞赛以追求人类体能极限为标准，这就包含着损害身体的潜在危机。冲融和穆的气氛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所笼罩，不快的事时时发生。而奥运场外的竞赛如世界拳王之争，则更大悖体育运动之神圣宗旨，完全是金钱鼓动着四肢极为发达的血肉之躯的你死我活的殴打，这不免使我想起古罗马的斗兽场。如果我作为局外人，对人类的体育活动有着建议权的话，我想二十一世纪应取消拳击运动，因为它对人类的向善之心，无补而有害。当泰森咬下霍利菲尔得的耳朵的瞬间，全世界的欢欣鼓舞和奔走相告，那绝对是人性恶的一次全球性暴露，人们的欢快多于惊讶，甚至没有谴责。美国巧克力商人不失时机地推出缺一大块的耳朵形巧克力，名曰“世纪之咬”，这是一件以丑为美的典型事件。当然，人类美的误区岂止于此。
　　
　　艺术的具有个性和荒诞不经之间并无共同之处，但是当一个艺术家在否定了一切人们所能共同接受的原则之后，无异于自外于传统、自外于人群，甚至自外于昨日之我。的确不同于古人、今人和昨天的自己，的确是又日新、日日新、苟日新，然而这样追求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奇丑，因为人类的集体记忆——不朽的、伟大的传统，对丑陋是一次次过滤过的，你以为过滤之后只剩下无色无味的蒸馏水吗？啊，那可是您的孤陋寡闻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无以数记的天才，照我看，凡是天才就决不眩人以巧言令色，他们都会在大自然前表现出由衷的谦逊；他们都不会反对柏拉图的“摹品”说，摹仿自然了，可耻吗？科学家们仿生了，可耻吗？就是这模仿，有分教，也有轩轾。莫奈的划时代之作《日出印象》大可盈尺，但它却开印象派绘画之先河，难道莫奈不是一种天才的摹仿吗？即使如此，我不以为莫奈的这幅作品真正能超越日出之时的感受，那是光焰无际的宇宙交响，莫奈能做到与天地精神相往还，已是难能可贵了。“江山如画”这是中国文人的狂悖之词，“画如江山”才是人们应竭尽毕生之力所能达到的境界。八大山人的画，那才真正是超天才的“摹品”，他的范本是天上的飞鸟、水中的游鱼，他和庄子一样知道它们，庄子知道它们的快乐，八大知道它们的痛苦。
　　
　　我们再看一看柏拉图创建他的“摹品”说时，古希腊的作品：公元前六世纪的古拙时期大理石男性裸体像，极尽精确、无懈可击，我们可以认为它过于刻削求似，然而我们静言思之，它所体现的肃穆、安谧和祥和，不正是古希腊艺术精神之所在吗？再看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古典时期的铜雕：掷标枪的人那种寓动于静的无限和谐，那是体现于身体的每一部分肌肉微妙变化之中的，这样的“摹品”是一般的依物描象吗？更不必提那些美术史的奇迹：公元前五世纪帕德嫩神庙的浅浮雕、公元前二世纪泛希腊时期米罗岛的维纳斯了。维纳斯胯骨微倾，右腿支撑着身体形成了脊椎骨的弧度，那种女性的健美、柔和与圣洁，不禁使您惊叹人体果然是造物的杰作。那含而不露的、潇洒下垂的衣纹，我想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可以差强相近，那就是意大利的弥盖朗基罗和法国的罗丹。啊，先哲柏拉图，您的“摹品”说从来包含着描写、表现、创造和遐思，这条美的、生生不息之线，从希腊走向罗马，走向欧洲大陆，走向俄罗斯，一切对它的轻谩，归根结蒂是来源于无知。
　　
　　在中国，把创造主体——“人”和创造客体—— “物”或大而言之“天”，是当作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来理解的。文艺创作，无论文学、绘画、书法都把自然当作一个直观的、可以和心灵合而为一的对象来对待。我们在读了很多西方的聱牙诘屈的理论之后，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文论、诗论、画论，不由自主地感到清风徐来的快意、醍醐灌顶的清醒，苟若废话太多，实在是创造之障。一千五百年前刘勰的《文心雕龙》，恐怕不是后现代的高论所可以轻忽的；他说“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儿我与物之交融，就远远超越了勉强的捏合，妙就在这“游”字。这种主客体的契合，是无法用其他字来描述的。刘勰又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摇”字之妙在于充分表现了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动，而这种感动是与大自然的瞬息万变（“物色之动”）相谐合的。刘勰更进一步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这就说明了创作活动是一种十分主体性的精神活动，而这种精神活动，依然不会离开目之所见（“目既往还”）。难道人们会如同相机那样去静摄“摹品”吗。的确，我们不欣赏那些不与物游、心亦不摇，更不吐纳的笨伯们的“摹品”，譬如令人垂涎的光亮葡萄等等画作，这在中国和西方都可以很容易找到它们；当然它们不会像塞尚的苹果，那样使我们目迷心醉。在中国，对“摹品”的阐释固然不似西方那样逻辑地推理，那是因为东方的语言对事物那种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以及言忘意得的话语快感，也许使西方人费解，然而其精粹往往是与西方大师们的精论相通的。刘勰的高论，无疑发轫于庄子。庄子以为美存在于天籁、地籁和人籁。“籁”，是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感觉，这感觉是未经人工雕凿的天成画图、水面文章。而真正能颖悟这“咸其自取”的声音气息和氛围的先决条件是认识主体的人自身的物化，一种与万物齐一、无隔无封的状态，只有这时，才能“不失其性命之情”（意即不失天然的情性、不失生命的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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